秉性是本质的，是与生俱来的，他跟随一个人的一生，通过后天的学习与磨练，有的人秉性得到升华或变迁，如果按正常人的生活轨迹看，基本上秉性是不可变的，是爹娘给的，是本质的、原生态的。如果说一个人秉性比较强悍，那他自小就能流露出来并经伴随他的一生。
    画画同样道理，对于工笔画执迷的人，秉性大都比较祥和、安静；而性格比较粗矿、耿直的，最好还是画写意画；一个需要很耐心，画起来细细勾画、层层尽染都不感觉苦涩与单调，能从中感受到愉悦；画写意画的人大都比较奔放、有气度，这类人画写意画更能直抒心意、把气势反映到画面中，如果让他们画工笔一定感觉不过瘾，而写意的这一特色在西方是没有的，工笔与写意之间的差别早在上千年前就分得很清楚，所以说不同秉性的人画不同的画。
    既然秉性是天生的，后天只是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而已，而秉性又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就像有的人很会来事，社会关系一定很广、很能协调；有的人耿直朴实，办事一定直来直去、不灵活，所以大多数的人由秉性决定其命运。而在众多的行业之中，画家或是艺术家秉性表现得就更加充分，它不比其他行业的人群，可能由于工作性质或是谋生手段而有所收敛，画家则不同，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自由的职业使得画家的秉性表现更充分，有的人画画很深入，而大多数人不能深入，即使想深入也深入不下去，秉性使然。

    前面说了那么多，你们可能会问，秉性与绘画有什么必然联系吗？或者说画画的人为什么要更强调秉性呢？道理其实很简单，既然秉性在我们艺术领域表现最充分，从古至今前辈画家之中我并不是多么崇拜他们的技法，而是崇拜他们有自己的风格，坦白说他们技法上不一定比我们后辈的画家强多少，但是他们风格鲜明、个性突出，画面中流露极强的个人属性，也就是体现了爹娘给予的秉性，这些个性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深深地佩服于他。比方说关良的画，虽然他本人很低调，不做秀、不炒作，但我们依然永远记得他；程十发比关良要活泼一些、名声也大一些，还有黄胄等一大批前辈画家都是在是三十岁前后，画的特点就已经是很明显了。
    而我们当中一些人没有认识到秉性对于作品的重要性，还是一味地去模仿他人、或是一味地强调技法，学习古人与提高技法固然很重要，但没有自己样式，也就是没有风格的作品，人们根本就不会记得你，即便你的笔墨很好，但你总归好不过前辈画家去，就像画马你超越不了徐悲鸿、画虾米你比不过齐白石、山水比不过李可染，没有个性，空洞地学笔墨是行不通的，有的画家技术极端熟练，换句话说就是画“油了”，虽然也强调点线面，但是没有加上自身的因素，没有真性情的表露。那么即便你画的再熟练也只是临摹阶段，是低端的，甚至远不及那些笔墨还没有那么到位但勇于追求自身因素的画家，所以说一个好画家要天马行空，不能拘泥于前辈画家，人家再好那是人家的，是照搬不得的，要创作符合你的心灵的作品。所以我强调画画要注重秉性，把你与生俱来的特质体现在画面中，把你的个人喜好流落在画面中，这远比你想太多素材、表现太多东西、借鉴太多东西重要得多，与其想太多、搬太多不如死啃一招，把属于你的东西拿出来，天天实践它，直到你的风格出现，那你怎么能不成功呢。

    个性要形成，没有自己个性的画，很站不住脚，尤其在我们非常保守的审美框架之下，很难逃生。个性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所以画家要多动脑子。我为什么跟刘海粟学画画，因为有一次他在北京搞画展，我觉得他用笔很潇洒很有气度，画出来的大气要胜李可染。李可染是我最佩服的一个画家，当今画家我最佩服就是李可染。别的画家我也学习，石涛画得固然不错，了了几笔，不成气候，有几张好画，石涛名气大一些。石溪呢，画得非常好，非常有格调，但是名不及石涛。一个人的认识要跟着年龄的增长逐步来形成，对笔墨的判断也是如此。我学习齐白石并不学他的笔墨，我学笔墨还不如学吴昌硕呢，学吴昌硕还不如学徐渭呢，还不如学八大更加个性化呢，但是一个问题，齐白石的画很有天趣，很有儿趣，画面还得流露这个。直到过了四十岁之后我才认识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崇拜毕加索，崇拜勃拉克，根本上的事情就是他们打破原有事情的框架：我是毕加索，你要重新认识我的审美，否则你就靠边站。毕加索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他，这种气度我们中国画家没有。毕加索画面上线不到位，颜色不到位，那么他为什么那么有名？框架打破了，迫使人们审美艺术重新树立框架，伟大点在此。多说这些是想进一步强调秉性的重要性，以及因秉性而风格独特甚至影响世界的画家的几个人，告诫大家要重新调整自己，调整自己的步调，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前人的后面，要加强自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