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传统价值在中国往往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而在中国的语境中这似乎是一个贬义词。这是因为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激进的，从“五四”到“文革”到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全都高举着革命的大旗——只有革命的才是正确的。革命的前提是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的、僵化的、反动的，革命的目的是接近和到达先进的文化，这个先进文化的蓝图就是西方。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情境下，对传统的怀疑和强烈的变革欲望是符合时代需要的，但在经过近百年狂飙突进式的革命后的今天，传统文化已被冲撞得面目全非，中国经历了痛苦的蜕变，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已逐步成为世界重要一级。同时，西方在经历了黄金时期之后，开始对自身文化进行反省，并转而从异质文化中寻求出路，全球一体化的倾向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

在这种文化情境下，对中国艺术的传统采取相对保守主义的立场就值得认真思考了。

“中国画”成为一个画种，是在近代西画传入我国后产生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产生后不久也产生了“新中国画”的概念，在面对中国画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上，20世纪的中国艺坛几乎产生了一个共识，就是改革。这场轰轰烈烈的新国画运动是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上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在共同的目标下，那个时代的艺术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齐白石、潘天寿、黄宾虹在中国画传统范式的基础上提炼，使水墨更加纯粹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始终未能摆脱旧式文人画的气息，不能完全适应新的时代；徐悲鸿、蒋兆和等人融入西方传统写实艺术的造型来改良中国画，用以表现当代的题材，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画尤其是人物画的空间，但这种结合在艺术语言上仍显得有些生硬，缺乏中国传统的笔墨趣味；林风眠、吴冠中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观念和手

法来改良中国画，打开了中国艺术的又一扇窗户，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艺术创作的影响尤为深远，但正如吴冠中不愿称自己的水墨作品为“中国画”一样，这种艺术探索已经脱离了中国画之所以是中国画的基本规范，成为另一种艺术形态。只有李可染独辟蹊径，在苦学传统的基础上坚守传统价值，从各种不同的文化资源中吸收营养，创造出既符合传统审美又具有当代价值的新中国画道路，而石齐就是在这条道路上将新中国画艺术继续发扬光大的当代中国画大师。

在石齐的艺术道路上，他始终面临着一个革新和传统的矛盾问题。石齐不比任何一个激进的青年艺术家缺乏创新的精神，早在20世纪70年代,石齐就看到了限制中国画发展的问题在于“中国画的思路太窄，形式太单一……不能只循着传统的程式亦步亦趋地向前爬行，而必须尽快从中解脱出来（石齐语）。”但同时他也意识到中国画是一个有着特定的审美规范、特定的材料、特定的技法的完整系统，如何在当代继续保持中国画的活力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必须在中国画基本的框架内进行变革，否则已经不是中国画，何谈中国画的复兴呢？这对于作为个体的艺术家来说，自己的作品是不是中国画也许不是问题，但从宏观的文化视野来看，如果在我们的时代中国画逐步失去活力乃至消失的话，那就是大问题！既要突破传统，又要守住传统，腹背受敌，这正是石齐所面对的创作困境。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以“革命”为价值标准的文化背景下，只有具有极强使命感和自信心的艺术家，才能够不为时流所动，在披荆斩棘的革新道路上不住地回望，始终坚守传统的支点。